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，垄断行为是破坏公平竞争秩序、损害消费者权益的重要问题，历来是经济法规制的核心。本文将通过一个虚构但具代表性的案例，剖析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的适用逻辑与法律价值。
假设“迅捷出行”公司是国内某网约车市场的领先企业，市场份额长期超过70%。该公司近期推出新政策：强制要求平台内司机与车辆只能独家接入其平台，不得同时在其他网约车平台接单；同时，对长期使用其服务的乘客，若被发现同时使用其他竞争平台，将大幅减少优惠券发放。该政策实施后，新兴的“安心出行”等平台司机与乘客资源锐减，难以开展业务。“安心出行”公司遂向反垄断执法机构举报“迅捷出行”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。
本案的焦点在于“迅捷出行”的行为是否构成《反垄断法》所禁止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。分析遵循以下路径：首先需界定相关市场。本案相关市场应界定为“某市网约车服务市场”，需综合考虑服务特性、地域范围及消费习惯。认定市场支配地位。70%的份额是一个强有力的推定依据，但执法机构还需审查其控制市场价格或数量的能力、其他经营者的依赖程度以及市场进入难度等因素。最终认定“迅捷出行”在该相关市场具有支配地位。
关键在于分析其行为是否“滥用”。该公司两项政策均具有明显的排他性与强制性。要求司机“二选一”，直接限制了司机在多平台获取收入的选择权，抬高了竞争对手获取关键资源（司机与车辆）的成本，属于《反垄断法》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所述的“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”。针对乘客的差别待遇政策，旨在锁定用户、排除其他平台被选择的机会，扭曲了消费者基于服务质量与价格的自由选择，可能构成“无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实行差别待遇”。这些行为排挤了“安心出行”等竞争者，巩固了自身市场力量，长远看将削弱市场竞争活力，减少创新动力，最终可能导致车费上涨、服务品质下降，损害消费者福祉。
从法律后果看，若查证属实，反垄断执法机构可责令“迅捷出行”停止违法行为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以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。同时，“安心出行”公司可据此提起民事诉讼，要求赔偿其遭受的损失。
此案例深刻揭示了经济法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中的“经济宪法”作用。它不仅是事后惩戒的工具，更通过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与严厉的法律责任，对潜在垄断者形成事前威慑。法律通过对市场支配地位者附加特殊义务，旨在平衡效率与公平，防止“大树底下不长草”，确保中小经营者拥有生存与发展空间，保障消费者享有多元、优质、低价的选择权，最终维护健康可持续的市场经济生态。经济法的实施，正是在不断破解此类个案中，动态地划定自由竞争与合法规制的边界。
